本文目录
长安十二时辰里的大案牍术是什么
这个方法其实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数据库，通过记载和积累大量的数据最后找出你想要的东西。如果再时髦点应这个方法其实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数据库，通过记载和积累大量的数据最后找出你想要的东西。如果再时髦点应该说成搜索，将所有的资料汇总，在寻找你需要的关键词语，最后分析出最需要的信息。虽然听起来非常厉害，但是想要实行起来太难了。虽然这部剧中被简化了，但是想要实现依旧很难。
在这部剧中其实是将各种主要的数据和数字汇总，然后挑出人才。不管是放在政治上还是管理都非常有用，但是这个方法也只是用来丰富这部剧的细节，而非真正是实现。首先一个总的资料就难汇聚，你需要统治者的帮助。但如果资料有或者分析者出错了，那就会造成很大的困境。其次就是总的资料非常广阔，如果说单科的资料汇总，并且利用书籍做数据分析那还可行，例如古代的农书就是这样，通过汇总然后指导农业。
但是想让一个人记住所有的资料简直太难了，他还有最后还要自己分析，这样一个人才非常难培养。最后就是需要一直更新这些资料，但是在传递速度非常慢古代，需要耗费太多的力量就是为了这样一个部门？有点不太可能。
在狄仁杰中就有一个镜头写到了这种方法，狄仁杰通过看到了案卷分析出沙陀的身份，但是他只是看了连续30年的刑事案件。那如何汇总整个大唐的资料，然后找出自己想要的人或者事物？实在有点夸张。
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大案牍术什么意思
大案牍术就类似于现在的电脑数据库，把相同的信息分类存储起来，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，而且获得的信息准确率也非常高。这个方法在当时的唐朝自然是不太可行的，但是如果放在现代社会的话，我们已经实际运用起来了，而且从中获得的好处也不少，节约了办事成本，提高了办事效率。
话说唐玄宗时期的唐朝虽然很繁华，各方面技术也很成熟，但是要弄这样一个数据库还是很有困难的。比如说：里面的信息是否准确或者是里面的信息是否能够及时更新？这两个基本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，那么这个大案牍术就只是一个嘴上说说的工具。而且，影视作品里弄这个东西，只是为了推动情节发展。
电视剧里面，徐宾是这个大案牍术的创始者和使用者，初期的时候，这个工具好像的确为他们办案提供了不少便利，但是最后发现，这个徐宾本就是最后的幕后黑手。那么，问题来了，这个工具的使用真的是可行的么？它是真的有用么？怎样才能避免人为使用它的时候带着个人情感？
一来说古代由于交通和信息不发达，很多信息都不能及时更新，那么这个数据库就没有实际的使用意义。二来说，这个东西既然是纯手工，那么如何能保证制作人不徇私枉法呢？电视剧里它不就沦落为徐宾控制全局的工具了么？所以说，技术还不够好的时候，这样的东西出现不了，也不能出现。
能精确推算出长安危机吗
突厥狼卫内外勾结，准备在上元节，将长安城变成一片火海。
新成立的长安情报侦察部门——靖安司，在“卧底”崔六郎被突厥狼卫识破并杀害后，靖安司司丞李必，是太子的左膀右臂，却一度陷入了沉思和迷雾当中。
情势严重，时间稍纵即逝，圣人参加上元节观灯的时间一分一秒地临近，君民危在旦夕！长安告急！
崔六郎突然遇害，靖安司的情报线索一时失去来源，犹如断了线的风筝。
谁又能在有限的时间里，堪以重任，谁又能在神秘却又猖撅的突厥狼卫动手前，侦破此大案要案，救长安君臣百姓于水火之中呢？
李必一时惶惶，心中没有合适的人选。靖安司主事徐宾倒是向李司丞推荐了个人选——张小敬。
“源易缘”注意到，张小敬原担任万年县的不良帅，也曾从军守卫过大唐疆域。本事不小，却很有性格。
前一年，为了替战友打抱不平，一个人深入到火熊帮，一口气杀了32个人，被捕入狱。
所谓：“自古英雄出炼狱，从来富贵入凡尘”。可是徐宾不管这些，力推的正是这位身在牢狱之中的重犯。
徐宾告诉李必，这是“大案牍术”推算出的结果，李必信以为真，专案专用，果真重用了张小敬。
张小敬在被靖安司重新启用后，不负众望，不顾个人安危，深入到龙潭虎穴，最终化解了长安的大灾大难。
那么，《长安十二时辰》里提到的“大案牍术”又是什么，竟能精确推算出拯救长安危机的人。
不仅如此，通过剧情还可以得知，大案牍术更能推算出一个人的方方面面，包括大事小事，甚至可以预测未来！
网络中，有观点认为：“大案牍术”是基于档案登记的数据为基础，然后再从大数据的档案中，挖掘出有用的信息。从而来处理事务的推算方法，相当于现在的大数据。
综上信息，可以得知“大案牍术”的作用，主要用于挖掘有用的信息和人才，甚至是预测推算未来尚未发生的事情。
徐宾，只是靖安司的一个八品主事，但因其出色的记忆力，以及对术数的刻苦钻研，方成为“大案牍术”的发明者。
说到底，“大案牍术”，也是一种术数推测的方法。
要知，中国的传统文化《易经》有四大功能，可用4个字来概括，就是：“象”、“数”、“理”、“占”。
“术数”一词，在《辞海》中解释为：“术”指，方术，“数”指气数。即以种种方术观察自然界可以注意的现象，来推测人和国家的气数与命运。
在唐朝，“术数”一度流行于官方和民间，还出现了“四柱学”的创始人李虚中，以及有名大唐名师——袁天罡和李淳风等人。
相传，唐朝的李虚中，继承了鬼谷子的真传，以三柱（年、月、日），来推测一个人的吉凶祸福。
一代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思想家韩愈，曾亲自为李虚中撰写墓志铭——推人寿夭贵贱，百不失一二。
李虚中也因此，被后人公认为四柱学的创始人。
袁天罡和李淳风两位易学先贤留下的《推背图》等预言，至今也被人们津津乐道。
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，徐宾爱钻研术数，“大案牍术”中也带有“术”字。
因此，“源易缘”认为，“大案牍术”就是一种传承传统易学文化，结合大唐实际创新出的一种测算方法。
尽管，后来我们知道，徐宾向李司丞推荐张小敬，并不只是依赖于“大案牍术”，而是源于他对张小敬的了解和观察，但大案牍术的实际作用是不可小觑的。
就此话题，您有哪些看法或高见，欢迎留言互动。
参考资料：《周易》、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、《四库全书》、《渊海子平》等；
长安十二时辰里的大案牍术是什么
“大案牍术”到底是个什么鬼？
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塑造很多令人十分惊奇的古代黑科技，比如“望楼传信”就让人诧异，在古代真的有这样的通讯技术吗？
实际上在唐代时期是真实存在的，望楼就是岗楼，用于军事上的信息传递，实际上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早在周朝时期就已经存在了，成语“烽火戏诸侯”就是来源于此，马伯庸老师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将其包装成望楼，瞬间就高大上了有木有。
相对于“望楼传信”来说，靖安司徐宾创造的“大案牍术”那就有点让人无法相信，关于案牍，我相信大部分上过中学的同学都学过刘禹锡《陋室铭》中“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”。
这里面的案牍，就是古代官方文书的统称，用于记录信息资料等内容。
所谓大案牍术，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被设定为，可以根据卷宗案牍来推测真相，预测未来，这种说法看似有些悬。
《长安十二时辰》，原著中说：“咱们靖安司草创之时，地点几经改易，最终定在了光德坊。这里同坊有京兆府，便于案牍调阅。”
而在靖安司中，工作的大部分都是书吏，由此可见，大案牍术其实就是对数据的管理，对档案的应用，靖安司中的“徐宾”就最擅长在档案中发掘出有用的信息，并称其为“大案牍术”。
难道古代已经有了大数据应用？
我们来看书中调查龙波的一段，“凭借大案牍之术和祆教的户籍配合，他迅速地找出一个可疑之人。此人叫作龙波，来自龟兹，开元二十年来京落为市籍，同年拜入祆教，就住在怀远坊内，一直单身。供奉记录显示他最近半年来，给祆祠的供奉陡增，为此还特受褒奖。”
可见，大案牍术实际上并非是单纯的数据整合，而是一种信息检索技术，在靖安司的书吏并非是在计算，而是根据资料库，进行检索，最终寻找到蛛丝马迹，并不等同于现在的大数据。
在春秋时期，齐国的管仲通过对农业生产信息的统计来制定生产政策，开创了我国古代对案宗利用的先河。
“大案牍术”与户籍之间的关系
想要利用数据，你必须拥有数据，前面已经说了，大案牍术实际上并非是数据运算，而是信息检索与整合。
卷宗和案牍就是检索的基础。这一点，在古代还是可以实现的，我国古代一直重视资料的留存，司马迁在写《史记》时，专门收录了一篇《货殖列传》，记载了当时手工业及农、牧、渔、矿山等行业的经营情况，对后世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而户籍制度其实是古代最重要的案牍，也是古代统治者重要的管理工具。
户籍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具特色的社会制度之一，也是历代统治者管理老百姓的重要工具，通过户籍制度，官府可以更好的掌握辖区内的土地和人口情况，并且以此为基础，对老百姓进行管理。
从已出土的甲骨文来看，早在商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人口登记制度，即称之为“登人”或“登众”。但是这个时候，还不能称之为户籍制度。
户籍制度真正意义上的产生是春秋战国时期，各国为了推行兼并战争，动员平民服兵役的策略，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基层行政和社会管理的制度。商鞅变法中就强调“强国知十三数:竟(境)内仓口之数 ,壮男、壮女之数 ,老、弱之数 , 官、士之数, 以言说取食者之数, 利民之数 ,马 、牛、刍 、稿之数”。
到汉朝时期，户籍制度已经发展出雏形，在户籍簿上要记载户主的居住地址、年龄、相貌、肤色、职业、财产状况。如《居 延 汉 简 甲 编 》 第38简 中记载：“ 河南郡荥阳桃邮里公乘庄盼，年廿，长七尺二寸，黑色。”
班固在《汉书》中记载 :“大率十里一亭 ,亭有长;十亭一乡, 乡有三老、有秩 、啬夫 、游徼。三老掌教化 ,啬夫职听讼 ,收赋税 ,游徼循禁贼盗 。”
由此可见，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。
唐代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、纳税制度紧密相连
马伯庸老师将“大案牍术”设定于唐朝，还算是明智之举，隋唐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户籍发展的成熟期，唐代前期在户籍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 。
《通典》记载了大唐令:“诸户以百户为里,五里为乡,四家为邻, 五家为保 。每里置正一人, 掌按比户口······天下户为九等。三年一造户籍, 凡三本 ,一留县 ,一送州,一送户部。”
唐代土地实行均田制，十分依赖对人口的登记，因此唐代前期政府对户籍的登记十分严格，甚至需要本人来“貌阅”，在制定“手实”，所谓貌阅类似现在到派出所照相，在唐代时，定薄之后就不能更换。
这一点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也有表现，还是在查龙波的时候，“天宝二载底市籍有过一次清册重造，但龙波的户口仍是开元二十年。有一位户部老吏敏锐地注意到这个小纰漏。户籍上要写清相貌，若是旧册不造，则有可能冒名顶替。”
说明唐朝的这种人口登记相当麻烦，平均三年就需要“人口普查”一次，为了防止有人逃税、漏税，人口无故脱户，甚至在《唐律疏议》中规定:“诸脱户者 ,家长徒三年;无课役者减二等 ,女户又减三等 ,脱口及增减年状, 以免课役者,一口徒二年 ,二口加一等,罪止徒三年 ,其增减非免课役及漏无课役口者 ,四口为一口, 罪止徒一年半 ,即不满四口杖六十 。”
严格的户籍管理，直接为唐代的纳税做了铺垫，唐朝的纳税制度是租庸调制，“租”指国家配给百姓田地耕种，百姓在接受田地的期间交纳一定的租额，年老以后将土地还归国家；“庸”指的是个体所需承担的劳役，每年为国免费干活一段时间；“调”是指百姓每年要进贡朝廷。
为配合田赋制度的推行，地方建立了严密的账籍系统，类似于现在的户籍制度，由州县官员记录属地人口户籍信息、壮丁信息，生老病死、搬迁都需登记在册，根据各家财产多寡分为九等，每三年重造一次。
唐代户籍制度崩溃带来的影响
唐代的户籍制度，与土地制度均田制，纳税制度租庸调制度其实是相辅相成的，政府将大量无主的土地按照人口数分给小农耕作，在耕作一定时间后，将所有权给农民。
对每一男丁授田百亩，其中永业田20亩，口分田80亩。
以此为基础，农民需要缴纳一定的赋税，也就是租庸调法: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石，为租;输绢2丈、绵3两( 或布2丈5尺、麻3斤)，为调;服役20日，称正役，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(或布3.75尺)，为庸 。
唐朝前期严密的户籍制度，保证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运行，加强了唐朝政府对人口和土地了控制，促进了唐代经济的恢复与发展，唐朝的租庸调让老百姓承担的赋税较前代略有减轻，老百姓因此能够安居乐业，最终创造了从贞观之治到贞观遗风，再到开元盛世等繁荣的局面。
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强，唐代的户籍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，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，出现了”丁口转死，非旧名矣;田亩移换，非旧额矣;贫富升降，非旧第矣。”
到开元二十九年，《唐会要》中记载:“天下诸州 ,每岁一团貌, 既以转年为定, 复有籍书可凭,有至劳烦,不从简易! 于民非便 ,事资厘草, 自今以后 ,每小团宜停 ,待至三年定户口 ,一时团貌 。”
可见，政府在户籍崩溃的情况下，也在逐渐放开户籍管制以此来妥协。
政府对人口和土地掌控不严，而没有纳税依据，天下户籍久不更造，甚至戍边死亡者也不为之除籍，户部按旧籍征敛租庸调，地方政府则把虚挂丁户的租庸调均摊到没有逃亡的贫苦农民身上，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。
而按照人口来征税，实际上是对富人有利，对穷人不利，在唐代中叶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情况下，唐代的土地制度、户籍制度、纳税制度都已经不符合社会的发展，最终在安史之乱后，全面崩盘。
总结：
实际上，唐代社会制度变革的进程中，政府开始对户籍采取松弛的态度，减轻了农民的人身限制，提高了农民的身份地位。
户籍制度也由原来单纯对人口的控制，到宋朝时期逐渐发展为对财产的控制，这更加解放了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，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劳动了，更加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。
这并非徐宾口中的，因为没有纸，唐朝户籍制度崩坏导致大案牍术失灵，一项社会制度的变更都是跟时代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，所谓“大案牍术”，是建立在对老百姓的人身束缚之上，并非良术。
PS:在目前的剧集更新中，已经露出马脚，徐宾才是幕后指使，大概是他想要炸死李隆基，然后让太子推行新政，实际上就是后来的两税法。到宋代的时候，户籍制度更加成熟，为宋代城市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。
以上就是关于大案牍术什么意思,长安十二时辰里的大案牍术是什么的全部内容，以及大案牍术的相关内容,希望能够帮到您。
原创文章，作者：小鱼，如若转载，请注明出处：http://www.jyppr.com/jingyan/46580.html
